法的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和角度进行研究。

按照一般教科书的观点，法律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社会行为规则，这个约束力来自传统道德礼仪，来自神法与自然法，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主要还是来自国家立法的强制规范。关于这个我们正在迈入的世界，最困难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假如人类意识本身的解释能力被人工智能超越，社会也无法再用对它们有意义的术语来解释它们所处的世界，人类意识将会变得如何？ 虚拟世界与传统思想中的神灵世界、来世天国等幻想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个虚拟世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类制造了一个非人的甚至反制于人的世界。

不过，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人类学观点与他的前辈思想家笛卡尔的二元论人类学观点是相左的。在他们看来，虽然人可以被视为精妙的机器，但再精妙的机器也还是机器，并不具有理性智能的性质，人的本质不在于作为机器的物质层面，而在人有理性心智，这个特别的功能是上帝赋予人的，是超越于机器之上的。虽然从外在形式上看，它们可以与人的肉体机器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但毕竟是两回事。根据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技术快速增长可能出现支配性权力大于个人权利的情形，从而数字网络技术和虚拟世界的发展很有可能威胁人类自由。首先来自神学，神学家们关注的是虚拟世界中的人工智能及生物信息工程是否符合宗教道德的问题，但在上帝已死语境下的现代神学质疑，还仅局限于克隆人等生物工程领域，对于虚拟世界的整体性价值追问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但这个运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人类法律中心主义，在最新一轮高新科技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一个不同于人类中心的虚拟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崛起，而且这个虚拟世界并不是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并且深刻地影响并改造着现实世界。从网络信息法、知识产权法以及人工智能法，到宪法行政法，几乎人类传统法律的所有内容，都在升级换代中被重新纳入虚拟世界的结构之中，其功能仍然是实现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法律规制。这一宪法原则的落实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解释制度，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思维方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在《立法法》中对法律解释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认为其属于法律的废、立、改、释之中的释法性权力。[7]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的是对良法善治的追求，然而只关注法律规定，解释权的行使者却走向了良法善治的对立面。以人权保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文章2769篇。之所以对人权保障研究较多，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二是合理解释的法律保障。这样看来，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之所以会在某些解释权的行使过程中难以彰显，从实践的层面看，是因为执法和司法过程缺乏以人权保障为基础的法律解释规则的支撑。

只有尊重人权，才有可能保障人权。人权入宪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但人权的落实，不仅需要宪法的规定，还需要具体法律的保障，需要把人权落实到司法、执法活动之中。[35]然而，法律解释规则是对千百年来法律实践的概括总结，是法律人思维的规律。其三，尊重人权是一种主观心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属于综合性的基础研究。

人类有智慧解决在各种社会资源中发现、完善有利于人类自我发展的各种有效途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不仅需要，而且可以通过法律方法进入执法、司法过程，主要方法就是运用人权保障的原则对人们的思维过程进行价值评价，对行为的合宪、合法性进行规范认定。其争夺方式之一就是建构思维模式。角色关系的多重性为个人话语权提供了选择的余地，也决定了话语权的多重界定。

机械执法司法的形成与形式法治无关。然而，在依法办事经过多年的宣传后，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认为依法办事就是在思维决策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办事，因而把文义解释当成了唯一的解释方法。

政府的权力在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宪法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仅仅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所有的国家行为都是由人(即那些有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做出行为的人)来完成的。

某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在法律运用过程中遗忘人权价值，就是因为在其现有的思维模式中缺少价值要素，而只是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依照法律的规定办事是最保险的，即使出现不良后果，那也是法律规定有问题。其主体研究包括对罪犯、犯罪嫌疑人、儿童、艾滋病患者、弱势群体、妇女、农民工、劳动者、未成年人、卖淫嫖娼者、吸毒者、农村人口等主体的人权保障研究。[25]尊重不是单纯的心理状态，而是需要代表国家行为的主体接受人权价值的约束。西方法学家在强调法律重要性的同时，大多也没有忘记高于实在法的自然法，没有忘记人权价值对法律解释的指导意义。人权是指人人都能满足的基本需求，是一个人作为人的权利，是要求他人、社会、国家等把自己当成人看待的权利。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制定法律解释法，另一方面也需要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法律价值和法律方法来限制解释权的任意行使。

可以说，解释权的正负功能都在发挥作用。这样，个案解释权在很多情形下就成了制度外的权力。

[6]假如解释权的行使者能从被告人权保护的角度思考法律的意义，也就不会产生玩具枪是不是枪的争议。虽然在2012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并将王国其的刑期由10年减为4年，但涉案罪名仍未改变。

仅仅根据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可能会产生错误。[22]金善明：《论反垄断法解释权的规制》，《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

[37]不仅需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认知融入解释权行使之中，还需要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具化为法律解释规则，甚至是优先规则。虽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入宪，但还需要解释主体发自内心地接受人权价值体系，将人权价值体系融入对法律的体系思维之中。违法犯罪会受到惩处，这是解释权行使者都心知肚明的。尊重人权的问题没有保障人权的问题多，其问题意识也不是那么明确。

一方面，作为法律适用者的权力，解释权的行使无疑必须符合规范性的要求，即恪守法律的含义，根据具体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21]魏胜强：《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评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

南京市劳动保障局称火车不属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其行为研究包括对民事裁判、刑事诉讼、逮捕、刑法裁量、法律监督、战争、司法、刑事和解、侦查环节、刑罚、立法、反恐、强制执行、违宪审查、公安行政执法、风险防控、维稳、国家治理等行为中人权保障的探讨。

体现人权保障的规定应该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意外伤害，达到严重的程度可认定为工伤。相对于行政、司法领域赤裸裸的徇私枉法行为，隐性的、借着解释权进行寻租的权力行使方式对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和人权价值诉求造成了更加深远的不利影响。

然而，这种统一，其实只涉及对人权保障和解释问题的认知，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三、如何在解释权的行使中尊重和保障人权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解释权的行使过程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就应该取消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解释权。[36]对司法和执法实践研究而得出的法律思维规则，是法律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对正确行使法律解释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这说明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没有深入到思维方式或方法论层面。[1]笔者对解释权和法律解释的理解主要是从法律方法论或者法律适用的角度出发的。

人们无法仅仅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确定什么是尊重人权，以及不尊重人权该如何进行处置。解释权的行使应该受到法律思维规则的约束。

可以说，在法律运用或法律解释过程中，对法律价值、目的的遗忘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失，助长了机械执法和司法的方式的蔓延。在对这些论文进行研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如下问题。